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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人肉竊聽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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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人肉竊聽器    一    明初有兩個官員,都姓宋:宋濂、宋訥。兩人年齡差不多,宋濂生于1310年,宋訥生于1311年。明洪武年間,宋濂被任命為修編《元史》的總裁官,宋訥則當上國子監祭酒(類似于京師大學校長)。    這一日,宋濂大概遇上了開心事,叫了幾個刪友宴樂飲酒,喝得很HIGH,不過宋濂為人謹慎,酒喝高了也從不說胡話;宋訥則碰到一件鬧心的事情:他的一件荼器被國子監幾個學生撞倒、跌碎了。可能茶器比較寶貴,宋訥很生氣。(《明史》中這兩件事并不是發生在同一天,出于敘事的趣味,我們放在一起說。)    第二天上朝。朱元璋笑瞇瞇問宋濂:“宋愛卿,你昨天是不是喝酒、喝高了?”宋濂不敢隱瞞,說:“是的,陛下。”朱元璋又問:“坐客為誰?饌何物?”宋濂都照實回答。老朱聽了很高興,說道:“誠然,卿不欺朕。”宋濂嚇得出了一身冷汗,暗暗慶幸自己沒有欺騙皇上。    原來,皇帝早已“密使人偵視”,暗中派了情報人員盯著宋濂,將宋濂請客飲酒的全過程了解得一清二楚。如果宋濂剛才說的有一句假話,立即就犯了欺君之罪,保不準會被老朱砍了腦袋。當時被朱元璋砍腦袋的大臣不知有多少了。    有一段時間,正是“嚴打”風頭,大臣每日上朝前,都要跟妻兒告別,交待下后事,以免上朝后被皇帝尋著什么理由抓起來,連個遺言都來不及留下。    朱元璋又笑瞇瞇地問宋訥:“宋愛卿,昨天你又為什么生氣啊?”宋訥心里暗驚,老老實實回答:“昨天學生打碎了一個茶器,我心中慚愧教導無方,所以生了悶氣。陛下何自知之?”老朱回手一招,叫太監給了宋訥一幅圖畫,畫的正是宋祭酒,“危坐,有怒色”。宋訥趕緊跪下來謝主隆恩。原來,朱元璋暗中安排了擅長速寫的特務監視宋訥,特務將宋訥生氣的形態都活靈活現給繪制下來,呈交皇帝。    這兩件事,顯示了明代竊聽系統的發達,當時可能每個大臣的身邊,都有臥底或者暗中埋伏的情報人員監視著。朱元璋生性多疑,對治下的官吏軍民極不放心,安插了眾多監視的耳目。這些密探并不隸屬于政府,而是直接對皇帝負責,每日他們監聽到的大臣動向包括私生活情況,都要匯報給皇帝。    二    布控耳目、監視臣民并不是朱元璋的獨創。中國歷史上戰爭頻繁,政治斗爭層出不窮,出于軍事安全或政治安全之需要,很早就出現了負責竊聽的情報人員,如我們熟悉的“四大美人”,其中就有兩個是情報人員:西施是越國安插在吳王夫差身邊的間諜;貂蟬是王允安排在董卓與呂布身邊的間諜。    戰國時期,各國征戰不休,間諜組織更是少不了,《六韜》中便記載了中國古老的間諜組織:“耳目七人,主往來聽言視變,攬四方之事,軍中之情;羽翼四人,主揚名譽,震遠方,搖動四境,以弱敵心;游士八人,主伺奸侯變,開闔人情,觀敵之意,以為間諜。”    秦代之后,歷朝都設有為政府服務的情報機構或情報人員,負責監聽敵人的軍事舉動與臣民的隱情。如漢代的“直指繡衣使者”,便握有監察大小官員和王公貴戚違制行為的大權,必要時還有權調動軍隊、誅殺官員。唐代時,武則天在內廷“麗景門”內置立制獄,令來俊臣等酷吏審理案件,凡入麗景門者,百不全一,時人稱麗景門為“例竟門”,意思是說這個鬼門關進去了就出不來。“例竟門”也具有監聽群臣的功能,來俊臣還著有一冊《羅織經》,便是一部“特務行動指南”。宋代的“皇城司”也負有特務職能,史載“皇城司遣親事卒四十人于京城伺察”,監視官民動向,不過皇城司的規模有限,且宋代皇帝“慮其恐喝騷擾”,對其權力也作了限制,并沒有執法權。    到了明王朝,特務系統與竊聽網絡才突然變得高度發達起來。朱元璋先是設立“檢校”,類似于秘密警察,由親信文武官員充任,“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,無不奏聞”。隨后又成立一個龐大的特務機構——俗稱“錦衣衛”的“錦衣親軍都指揮使司”,賦予其偵察、逮捕、審問官民的大權。錦衣衛直接效忠于皇帝、獨立于政府,首領為“都指揮使”,下設“指揮同知”二人,“指揮僉事”二人,“鎮撫使”二人,“千戶”十四人,下面又設副千戶、百戶、試百戶、總旗、小旗等若干頭目;再下面就是普通的錦衣衛密探,叫做“力士”、“校尉”。鼎盛時期,錦衣衛密探多達五六萬人,耳目遍布天下,乃至“街涂溝洫”都有錦衣衛布控。監視宋濂與宋訥的,大概就是錦衣衛密探或檢校。    朱元璋布下的竊聽系統,幾乎是無孔不入的。明初有個叫做錢宰的老臣,被皇帝安排去編輯《孟子節文》,因為工作辛苦,錢宰吟了一首詩,發點小牢騷:“四鼓咚咚起著衣,午門朝見尚嫌遲,何時得遂田園樂,睡到人間飯熟時。”次日,錢宰上朝,朱元璋便笑瞇瞇對他說:“錢愛卿,你昨天作的好詩啊。不過朕沒有嫌你遲到,改成‘午門朝見尚憂遲’如何?”錢宰嚇得屁滾尿流,拼命磕頭謝罪。朱元璋大度地說:“朕今放汝去,好好熟睡矣。”    三    朱元璋創設的錦衣衛特務系統已經十分龐大,但他的子孫還不放心,又相繼設立幾套竊聽網絡:明成祖朱棣于永樂十八年(1420)設置“東緝事廠”(俗稱東廠);明憲宗朱見深又于成化十三年(1477)在東廠之外增設西廠;明武宗時,大宦官劉瑾專權,又設“大內辦事廠”(內廠)。三廠均由宦官統率。西廠與內廠時設時廢,東廠則幾乎伴隨整個明王朝。    錦衣衛的情報網絡已是非常發達,三廠的監視技術更可以用“恐怖”形容。據《明史》記載,明熹宗時,太監魏忠賢提督東廠,“民間偶語,或觸忠賢,輒被擒戮,甚至剝皮刲舌”。民間偶語,東廠立即便能知悉,仿佛人人身邊都被安置了竊聽器。    曾經有五個人,客居京城,一日在旅店喝酒,酒至酣處,其中一人說:“魏忠賢這個閹人,快要倒臺了。”其他四人大驚,叫他千萬別亂嚼舌頭。先前這人借著酒勁,說:“切,魏忠賢雖橫,但現在他又不在這里,難道還能剝了我的皮不成?我怕什么?”不久酒席就散了,五人回房休息。睡到半夜,忽然房門被踢開,一伙人執著火把闖進來,一個個照著臉看,然后將五人全部抓走。來人正是東廠密探,五人被抓到東廠刑場內,那個罵了魏公公的家伙被剝光衣服,手足釘在門板上。魏忠賢笑瞇瞇對他說:“你不是說我不能剝你的皮嗎?我試試能不能剝。”命人將滾燙的瀝青澆遍那人全身,待凝固后再用刀割椎敲,竟將整張人皮剝了下來,慘不忍睹。其余四人嚇得快要死過去了,魏忠賢卻“每人賞五金壓驚”,放了他們(事見明末筆記《幸存錄》)。    魏忠賢這么發達的監聽技術,是建立在一個龐大的人肉情報網絡之上的。東廠設提督一名,為最高領導,下面又設一名“千戶”,一名“百戶”,若干名“掌班”、“領班”、“司房”,各司其職。具體負責偵緝、竊聽的秘密警察叫做“番子”,“番子”頭目叫“檔頭”。“檔頭”還雇傭了一大批市井流氓充當線人,稱為“打樁”。“打樁”每探聽到一事,便密告“檔頭”,“檔頭”再視事情大小輕重付給酬金;“番子”也每天潛伏于市井酒肆、大街小巷,甚至在遠州僻壤也出現“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”,即東廠的探子。王公大臣、公主駙馬的宅第,均有東廠的“人肉竊聽器”,如朱棣篡位后,“嘗夜遣小中官(太監)潛入殷第(指駙馬府),察之”。    在電子監視技術發明之前,朱明王朝可謂將“人肉竊聽術”發揮到極致,其發達程度,恐怕有些近代國家也要自嘆不如。當然,現代科技的發展,更是為國家監控國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,每個人都可能生活在無處不在的“天網”之下。這種情況下,出現愛德華·斯諾登這樣的“背叛者”,便顯得特別可貴。    (摘自《南都周刊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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